(四)寒之友社、百川书画会等等，在近代美术史上毫无作用可言，即在《年谱》中提到，似应于行文中注意，勿令人误会此种团体有任何历史意义。
(五)某些人物毫不重要者，不宜大书特书。(例如一九二五年“先生与姜丹书等参加”寒之友社，姜名可从略。)
(六)《年谱)以叙事为主，誉词愈少愈妙。如一八八九年引方介堪函最后一句“人争宝之”可删。一九○四年艺术活动一节并无具体事实，可勿入。文中有“一旦发现引为奇异……名亦日噪”等等，文字格调均不高。
(六)宾翁平生作画无虑万数，其中何为杰构，何为能品，何为练习，何为早年未成熟之作，既未有人研究肯定，《年谱》中述及某年作某画时，似应避免“大书特书”，予人以代表作品之错误印象。如一八九四年艺术活动项下只须叙明“拟元人作设色山水画。款署××；又尝摹……山水，款者××”，题诗可略。
(八)注解宜箴不宜繁，与正文相同之部分尤应删去。如一八八○年页注，三行半皆与正文重复，仅“甲申(一八八四)在扬州遗失”一语为新材料。诸如此类，全稿不一而足。
(九)凡简单说明，均可于文后加一按语，不必另加附注。
(十)材料出处不妨于书末列一总表，不必逐段附加“见《九十杂述》”“见《宾虹杂著》”等等，前后重出至数十百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