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赋予“史”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是更加靠后的事情。当然，人们关于史事即客观历史的观念的产生却是很久远的，当在史官、史书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这从人们在远古传说中所保存的若干古史踪影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在史官、史书产生以后，人们对于史事在观念上的概括却经过了更长久的年代。如果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5]，其“动”、“言”还只是所书当时之事的话，那么，“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6]，“彰往而察来”[17]，“述往事，思来者”[18]，这里说的“前言往行”、“往事”以及统称的“往”，当指史事而言。这同孟子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中“事”，是同一含义。以至到司马迁那里，凡对于史事的称说，大多还没有采用与“史”字有关的概念，而是主要用了这样一些概念：“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19]，“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20]。所谓“时事”、“行事”都是说的史事。东汉末年荀悦著《汉纪》，其所用语，仍无明显变化，他在此书前序中所说的“华夏之事”、“四夷之事”、“质之事实而不诬”、“虽云撰之者陋浅，而本末存焉尔”，其中“事”、“事实”、“本末”，无疑都是就史事说的；这同他在此书后序中说的“以综往事”、“综往昭来”中的所谓“往事”、“往”一样，其本义是相同的。总之，直到汉晋时期，还很少见到人们赋予“史”字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而是用“事”、“时事”、“行事”、“往事”等概念以指史事。这种情况到了盛唐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以“史”为客观历史的观念逐渐明确起来了；二是以“史事”这个概念来泛指客观历史的情况也出现了。《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在讲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相继问世后写道：“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21]联系上文所论诸家撰述由来，可知所谓“一代之史”是指一个朝代的史事即其客观历史过程。刘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依次叙述了历代史的撰述概况，如“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至晋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以及“齐史”、“梁史”、“陈史”、“十六国史”、“元魏史”、“今世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高齐史”、“今之言齐史者，唯王、李二家云”、“宇文周史”、“隋史”等。这里所说的某朝史、某代史，一般都是指它们所经历的历史过程；这里所说的某家为上、某书为主，无疑都是指的历史撰述。应当说，这在史学观念上是很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步把“史”与“事”结合起来而运用“史事”这个概念，以泛指客观历史或史书所记之事。唐高宗有简择史官的诏书，其中说道：“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辑疏舛，亦恐漏泄史事。”[22]这里说的“史事”，其意已近于现今史学中所谓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