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社教社接到“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函文：“兹参加第七次世界教育会议提案组第一次会议结果，请各团体于每组拟具提案一至三则，尽六月十五日以前，用中英文各一份提交提案组汇编。关于成人、播音、乡村、社会适应等问题，推由贵社担任。”[165]社教社第十七次理事会会议“中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筹备会，本社已推员加入，关于论文之征集，应如何进行案”，决议“交常务理事办理”。[166]为此，社教社还专门在《社友通讯》上登载通告，向全体社友征集提案。
图1-11 社教社向社友征集第七次世界教育会议提案（1936）[167]
1937年5月上旬，各学术团体在南京欢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教育学会会长孟禄博士，“席间相谈甚欢，博士甚希我国教育学术团体，正式加入世界教育学会。兹已由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发起，联合参加为正式会员”。社教社报名表于5月10日寄出，该社理事陈礼江就近（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代表本社一切。[168]6月，各学术团体推定17名代表组成“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团”[169]，哥大出身的胡适为团长，程其保为秘书，刘湛恩为干事长（三人均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社教社社员雷宾南为成员之一。尽管最终因日方筹备委员会允许“伪满洲国代表参加”取消行程，但由此七个教育团体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却保留下来，并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随迁重庆，并邀集中华图书馆协会等五团体参加，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通过发行《建国教育》刊物、举办学术讲演、举行联合年会等活动，成为抗战期间各学术团体保留火种的“诺亚方舟”。特别是抗战期间前后举行的四届联合年会，赢得各学术团体的高度评价。如1938年11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年会，大会以“抗战建国中之各种教育设施问题”为中心议题，共同商议各种教育问题的战时应对措施。在战火纷飞中，全国教育界代表围坐一起，“无论从团结意义上讲，抑或从学术沟通上说，均为空前的盛会”，彰显了“教育学术界共谋教育力量助成抗战建国伟业的意义”。[170]综之，社教社通过积极加强与国内外学术团体联络、沟通，在为自身社团发展寻求助力的同时，宣传了自己，扩大了影响，并从而影响了一部分人士对社会教育的看法，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性的舆论环境，并寻求了“同声相应”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