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诚然，古人也有狗皮捣灶者，王朝倾覆之际，来不及地降清求生。但更多的仁人志士，对于故国、山河，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维系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看得要重一些。对于朋友、师长，对于道义、责任，对于一个人站直了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当回事的。因此，夏完淳一定要设法救他的老师，而陈子龙也一定要为他的明朝、他的故主，哪怕孤注一掷，以卵击石，也是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硬骨头，支撑着中国文人本来就不多的气节，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一摊烂泥巴了。
如果不怕亵渎先贤的话，这两位殉国者死得太早太快，来不及写什么捞什么来光大自己，没能骗到大把版税和稿费，真替他们感到遗憾呢！
尽管，他们的抗争，是无力的、无效的；尽管，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徒劳的。但是，这种敢将国家、民族、百姓、社稷，担在肩膀上的丈夫气概；这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汉子精神，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很惭愧，后来的文人，骨质疏松病似乎愈益严重起来。一到天塌地陷，一到大难临头，求生便成每个人的本能。本能倒也无所谓，若为这个本能，变得很“没起子”，就相当难堪。我承认我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到60年代的“文革”，不止一次地“没起子”过。因此，我对时下那些“右派”朋友，以及自称的“漏网右派”，非要扎进这个堆里求“光荣”的朋友，或著书，或立说，或添油，或加醋，不惮余力地重塑金身，发扬光大，往往掩口而笑，心想，装什么孙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