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比乌斯的《历史》也经常提到神或神性之命运的作用。[102]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军队在伊里帕击败迦太基军。正当罗马人乘胜追击，欲全歼敌军时，天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因此，罗马人不得不收兵回营。波利比乌斯说：“这是神的干涉挽救了迦太基人。”[103]又如,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帕加玛人以为可以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不料突遭蛮族高卢人的进攻，从而再度卷入战祸。波利比乌斯说: “命运完全可以用一种出乎意料的行为冲击令我们满意的愿望。”[104]不过，波利比乌斯对神或命运的作用，自有一番解释。他说，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其原因的, 历史学家对此应加以探究。但有些事情的原因十分复杂，要作出解释“是不可能的或困难的，这样我们归之于神或命运使然，以摆脱困难，或许是令我们满意的”[105]。这就是说，波利比乌斯把历史事件归于神或命运使然, 是从人事上作出解释感到困难时所为。换言之，是他对历史事件的原因“无法解释时的一种手段”[106]。（上述对罗马军队进攻时遭大雨所阻，高卢人攻击帕加玛的解释都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可以认为，波利比乌斯虽然没有否定神或神性之命运的存在，而且也承认其作用，但明确地强调“这种作用的功能是严格受到限制的”[107],是限制在为人们所利用的范围之内。这一思想，在他对宗教的分析时，也有清楚的表述。他说，人类社会盛行的宗教活动是很“耻辱的事情”，但它又确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对鬼神的信仰和对阴间的恐惧”，能抑制人们“不法的欲望，无理智的冲动，强烈的愤怒……”[108]波利比乌斯认为，人们敬奉神灵，并不能得到神灵的保佑，然而宗教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又有重要的作用。它能抑制人们违反社会规范的思想行为，从而有利于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思想是相当深刻的。如果说，司马迁对某些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还有点相信鬼神的作用，波利比乌斯则清醒地排除这一类东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