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后殖民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相比似乎具有更为清晰的内涵界定，因为后现代理论一般是指西方思想界内部对现代思想所假设的许多理性命题如科学进步、社会演进和人性实现等启蒙主义设计提出质疑，而后殖民理论则多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支配与被支配的空间关系入手，分析西方殖民主义权力的控制策略和非西方的对抗形态。但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些理论的提出与流行，都是由西方内部的学者，或者是受过良好西方教育并定居于西方的非西方学者来操控与推广的。后现代理论自然不用说，后殖民理论的提出者如萨义德、斯皮瓦克和范农等人，都有在西方任教的背景，所以他们的精力主要是放在对殖民话语本身构造的关注上，仍然是站在西方看东方的角度来诠释西方的话语建构。西方的学术背景无法使他们真正站在被分析的“他者”的位置上观察其反应方式，而这些“他者”正是这些学者进入西方语境前的文化源头。一些后殖民批评如“东方主义”虽然强调与西方的对抗性，但主要还是对西方话语结构本身的分析，而没有涉及东方国家内部在遭到西方权力话语渗透时所采取的具体反应方式。比如已有人指出，在萨义德的著作中，作为描述对象的东方社会的人民，并没有比在其他西方作者的著作中享有更多的、独立自主的声音。萨义德既是巴勒斯坦裔，又是美国大学里一位杰出的学者；既是一个被赶出家园的、被统治支配着的社会文化中的一员，也是一个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文化中一名拥有特权的知识分子，[12]所以他具有地道的两面性。可是具体到中国研究中，我们最为关心的不仅是中国文明怎样在西方的东方学叙事中如何被塑造为“他者”，而更应该关心传统在被剥去现代理性这层饰物后，它的原生态表现是怎样的——尽管这种原生态是相对而言的一种存在，因为任何文化的原生态的展示都是对现代性权力关系的一种解构。中国本土文化当然与西方世界权力建构的过程有关，因为中国传统正是在这种权力关系所授予的正当名义下受到阉割和剪裁的。然而也正因如此，描述这种权力关系在成为世界支配性地位之前的中国传统存在方式就显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