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兰说到这，一旁的郑燕娟接过话茬：“我记得批文拿到东莞后不久，我们彩管厂的所有人员被通知开会。那时我们还没有会议室，会议是在一个破旧的空房子里召开的，没有座位，我们都站着，当时彩管厂已经有100人左右。记得郑市长在台上给我们大家念批文时，很多人都哭了。念到最后时，大家一边鼓掌一边抹眼泪。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那时也是哭得厉害，泪水哗哗地流。我们是1989年夏天分过来的，几十个大学生，当时还没有办公室，每天也没有班上，我们这批人就只好天天在招待所呆着。有的人打牌，有的人聊天吹牛，开始时觉得这么过日子挺自在的，有工资拿，有饭吃，有地方住，不上班正好乐得个自在。那时我们要跟日本合作，所以领导就让我们大家学日语。这么混了几个月下来，大家觉得天天不上班的日子过得也挺无聊。这时，除了我们这批大学生之外，又调进来不少人。”
“那你们那时候待遇怎么样？”笔者问。
郑燕娟说：“我们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加上补贴能有两三百元钱，而分配到内地的同学工资只有几十元钱。也因此，当时东莞当地人对我们议论挺多，说的话很难听，什么政府搞这么一个项目，纯粹就是想要表功。圈这么大一块地方，搞来这么一大批外地人养着，天天没事干，骗吃骗喝的，不就是想要打肿脸充胖子吗？其实那时我们的日子虽然过得很轻松，但大家心里也都没底，因为批文的事一直还及有落实下来，我们也不能肯定这个项目能不能批下来。那段等待的时间里，也有人看不到前景，又想法调走了。所以当那次会议召开，领导在台上念批文时，我们大家都激动得很，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在这里踏踏实实地有工作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