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书的那些“增补”，晚年的巴赫金觉得那些东西“很令人不愉快”，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在撰写此书时就已令他感到不快了。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作者们的意义来说，是比‘简单的增补’要重要得多的。……但要说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却大可不必。这一任务本身是无法完成的。”[34]
关于“有争议文本”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史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问题，国际学术界的确迄今没有一个为大家全都基本认可的观点。加里·索尔·莫森和加里尔·埃默森尽管否认巴赫金对于“有争议文本”的著作权，但他们也毫无保留地承认：“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的著作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我们的观点，他们表现了一种形式上十分复杂而又值得赞许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我们这个世纪关于语言与文学的最强有力的著作之一，而这尤其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