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把城邦的命运寄托于公民的作为和命运，并由此出发，进一步认为，既然城邦的灾难源自个体的傲慢对其他人造成的不幸，个体的不幸，会在城邦内部引起纷争和冲突，纷争和冲突，则会把城邦引入混乱，那时，城邦将陷入无尽的灾难，毫无例外地影响到所有公民。“对城邦任何成员的伤害，间接地，但同样确定地伤害了城邦所有的成员，因为尽管最初的不公仅仅及于一人或者少数人，但对共同幸福的最终果报将损害所有人的幸福，因此，任何人的冤屈，都是所有人的事情。”[26]基于这种基本思想，梭伦对赫西奥德传统做出了重大改造。在赫西奥德那里，他对自己兄弟帕尔修的重要劝告之一，是不要和那些主管诉讼、好收贿赂的巴赛列斯们来往，而应专注于自己的事务，以免家庭走向破产，妻儿老小被迫乞讨。也就是说，采取的是疏离城邦政治的立场。但对梭伦而言，事情正好相反。既然对个人的伤害会影响到城邦所有公民，则“正义这种公共的需要，就是所有人的事情”。[27]城邦与公民是彻底的、无法分割的整体，城邦就是公民，公民就是城邦。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梭伦在改革中的某些做法，正体现了公民作为城邦主体的性质。在城邦发生内部斗争时，作为一个公民，他必须参与一方，否则将丧失公民权。言下之意，既然公民不关心城邦的福利，则他已经自动丧失作为城邦一员的权利。任何人都有代他人提起诉讼的权利，给予任何人对官员裁决不满提起上诉的权利，应当出自同样的思想：对个人所受伤害应当救治，而救治的主体，应当是城邦的所有公民。梭伦的这些基本看法，多少影响了他在改革中的行动。他鼓励公民参与国家治理，以公民全体为依托，保护个人不受伤害，进而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司法上诉权等渠道，把雅典公民变成雅典城邦和公民个人命运的掌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