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失去得最多的，而且永远也找不回来的，是时光。
从他在这里做过一首诗看，其中提到了欧阳修和梅圣俞，“我忆汝州六一叟，眉宇秀发如春峦。”“作诗颇似六一语，往往亦带梅翁酸。”说明他经历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坎坷命运之后，仍怀着对故人的不忘之情。于是，我不禁猜测，他会不想到另外一位造成他终身淹蹇的王安石吗？
谈起苏东坡，不可能不谈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与诗词写得绝棒，同样，提到了这位拗相公，自然也就不会忘怀因与新政相背，坐过大狱，飘泊半生的诗人。他们俩，在政治上，不同营垒，在文学上，也相互匹敌。如果，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是那么令王安石不安，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些许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其实也蛮“小人”化的同行，也许，他在政治上的命运，说不定要稍稍好一点。
凡是较量，只有绝对高出一头的人，才能表现出优裕雍容的“费厄泼赖”的绅士雅量。王安石虽才华出众，但在苏轼面前，并不略占上风，而且在苏对王著《字说》诸如“波乃水之皮，岂滑为水之骨乎”的嘲笑，虽属雅谑，难免使王先生有些尴尬。什么人都可得罪，但千万不能得罪小人，这就注定他的日子不好过了。好在宋朝不打右派，否则，王安石早就给他这顶帽子戴了。从一次王安石对苏轼说过的话来分析：“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看来，这种打一个拉一个的皮里阳秋的说法，固然表达了他对欧阳修的不以为然，同时也说明他对于苏轼的十分在意。所以，欧阳修在那场变法之争中，不过被得意的王安石遣送回乡了事，而苏东坡却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夹有的文人妒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