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托木斯克的医生们仍然反对，因为他们认为，“重新构建结核病服务体系意味着不发工资了”。
然而，当其他结核病控制官员开始效仿霍缅科和阿帕纳西耶夫的做法，公然反对普里马克的政策时，俄罗斯反直接督导下短程化疗法的决心开始出现裂痕。随着1998年8月经济危机的出现，旧体制出现了更多的裂痕，西方直接对叶利钦总统施加压力，使裂痕进一步扩大。117
1998年年底，这些组织发起了一项耗资1亿美元的运动，以应对俄罗斯的耐药结核病。1998年10月28日，白宫召开了一次会议，资本主义世界一些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俄罗斯的结核病问题。118
会议最关心的是俄罗斯采取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战略，建立耐药实验室，并解决监狱里的结核病问题。尽管有这样的国际压力、资金支持和专业知识的支撑，俄罗斯的疫情仍在继续扩大。1999年年初，国际红十字会发布了一份公告：“在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每25分钟就有1人死于严重的结核病病发。”
随着21世纪的到来，结核病在苏联国家肆虐，失去了控制，耐药超级菌株在整个地区广泛出现。即使在伊凡诺沃—世界卫生组织在那里执行了其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试验项目—耐药结核病发病率自1996年以来也增加了2倍多，超过所有确诊结核病病例的10%。119在克麦罗沃，欧洲人在西伯利亚监狱尝试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疗法，1999年的耐药率超过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