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形而上学与启蒙政治之间是逻辑与现实的差别，偏于前者会过于乐观，偏于后者会过于悲观。启蒙时代有理性、美德以及对现代制度的希望，也有谣言、人身威胁、无礼的谩骂，社会阶层互不认同。旧秩序行将解体，现代荣誉感破而不立，公私界限不清，商业规则肆意侵犯个人自由。人人有理想，在不正义的现实中却会心理失衡。若权力带来一点安全感，人人追逐权力；若财富带来一点安全感，人人想发财。若现实让人恍惚，只有破碎才有确定的未来，对于破碎的美好想象就会控制人。所以，法国启蒙之光有时是明亮的，有时是黑暗的，为它照耀的地方冰凉。
“萨德问题”的思想意义在于将良善从伦理说教中解放，使之具备对抗恶的实践力。对于那些传播启蒙精神的人，与恶同行是好的履历，恶越是飞扬，就越让人明白尘世生活的坏状况，从中观察恶的必然性，感受必然中的悲剧性，以及悲剧中的诗意，这些诗意说明恶有从善的可能。敢于面对恶的文字有结实的力量，敢于规训恶的文字才是启蒙精神之友；而在浮夸的时代，文字沦为平庸者的消遣，它被人拆解，挂起来展示，从嘴里吐出来炫耀博学，却是没有实践力的精神体。生活在虚假的善里、迷醉在关于善的想象里的人或是天真，或是脆弱，见到恶就悲观，但悲观中的愤怒未必有用。所以，一个恶被暴露的时代比一个恶被掩饰的时代更真实，善与恶在公共空间里搏斗的时代是大时代。如果说法国启蒙有弱点，对制度之恶的天真愤怒是其中之一，徒有关于好制度的想象不足以感悟真实，也就不能去除制度之恶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