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耳盗铃或是报喜不报忧，都只能加剧弘光小朝廷的灭亡。五月初一，有人在南京东西长安门的门柱上写了一副讥讽时局的对联，对岌岌可危的小朝廷作了高度概括：福人沉醉未醒，全凭马上胡诌；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中曲变。——弘光幽居深宫，只顾饮火酒，玩幼女，政事交凭马士英处置，前线军队一触即溃；阮大铖则只干两件事，一是打击当年与他过意不去的东林党人等清流人士，一是精心创作并导演戏剧。弘光、马士英和阮大铖，这是偏安小王国里职位最高、权力最重的三个核心人物，然而我们看不到他们在形势日危的局面下，有过任何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努力。学者陈登原总结说，弘光朝主要做了三件事：其一，但修旧怨不体时艰；其二，但知斗争不图团结；其三，贪污遍地，官富民穷，利入私门，权归大姓。“此即一端，已足招亡，而况在枝叶日削之际，当胡马飞来之候。”
清军大规模抢渡长江——说是抢渡，已嫌夸张，驻防长江之上的郑鸿逵和郑彩的水师刚发现清军的战船渡江，立即“扬帆东遁”，于是乎“江南之师，一时皆溃”。巡抚霍达受命带军队前往长江边迎敌，但他还没赶到江边，就狼狈返回，脱下身上二品大员官服，穿上一般士兵的破衣，躲进一只小船里逃往苏州。郑鸿逵的水师在败退丹阳途中，这位曾被弘光政府认为可以守住长江的水师统帅率军大肆抢劫，抢劫之余，再四处放火，以至于丹阳城“鸡犬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