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谭嗣同一道组织南学会、办《湘报》、《湘学新报》，宣传变法，鼓吹“民权”，其影响极大，尤其是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更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在近代三大运动中，这一运动是立下了不朽的功绩的。
他同样以“公羊三世说”来宣传进化论，并进一步论证民权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把人类的社会制度说成有三个阶段，一是多君为政之世，二是一君为政之世，三是民为政之世，三世相递，循环前进，所以，“民为政”则成为当时世界的历史潮流，各国的必由之路，所以应顺应潮流，他说：
地球既入文明之道。则蒸蒸相通，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摇”亦当不变，其不变者即渐灭以至千尽，此又不易之理也。（（与严幼陵先生书））
因此，民权政治，势在必行，不可阻挡。
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章中，较为系统地表达出自己的历史观——“心力”史观。
他认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理之发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其之“心力”，颇可以与黑格尔的“精神”或“理念”相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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