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临曾以“鸯蝴太轻”为由拒绝执导（《哆啦A梦：大雄与天空的理想乡》原名为《哆啦A梦：大雄与天空的理想乡》），轻，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     40年代，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保守的态度，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哆啦A梦：大雄与天空的理想乡》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它一点儿也不轻.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以至于在故事最后，当李丽华选择了“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而非“坐在宝马车上哭”时，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     这是疾苦民众们在爱情上辉煌的胜利与凯旋.     7/10.     这片是献给六十年代青年革命反正统文化的祭礼，结尾一栋别墅爆炸，连同衣服、书、电视和装满食品的冰箱掉下许多碎片，这极具表现主义的暴力段落宣泄了积郁的情绪，标志着革命在毁灭之前的狂欢.     美国年轻人，迷失在一切提倡消费主义的城市精神的荒漠，随心所欲的起飞、壮丽死亡谷夕阳中上百情侣肆意欢爱，在所谓荒漠中也许能寻找自我体会更多生命的活力.     一个欧洲左翼艺术家导演，塑造了内心荒凉影像版的邦尼和克莱尔，来给美国保守势力的权势者和中产者添乱：男主角将飞机画着操你美国的字样，巡警搜身盘问时回答自己名叫马克思，分明看出青年文化的巨大破坏力量，与安东尼奥尼以往的视觉图景一样，人工场所的玻璃墙幕和桌板、衣服和资本家商谈的地产模型，都是现代文明对人的束缚与牵绊，而女性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