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步史观影响下的历史文学
历史进步论给包括历史题材创作在内的现代中国文学，带来了巨大而复杂的影响。首先就是前文提及的，在一种进化论观念作用下，现代文人与作家普遍形成了求新求异的时尚，并普遍认定新胜于旧、今胜于古。于是，“新文学”好于“旧文学”，“现代文学”优越于“古代文学”也就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当时人们对“新”的理解又大多流于肤浅与表面，普遍认为凡是来自西方的皆“新”，凡是中国本土自古就有的则“旧”。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话剧传入中国之初竟被称之为“新剧”，虽然它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非常繁兴，其历史比被视为“旧戏”的京剧长多了。在这种时代风气下，我们不难发现，与古代历史文学相比，现代历史文学实际上是处于相对边缘化状态的。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学初创时期，历史题材几乎乏人问津。除鲁迅先生1922年发表了被认为是现代历史小说开山之作的《补天》和郁达夫的《采石矶》外，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佳作几乎没有。而纵观“现代文学三十年”期间，除了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和谷斯范的《新桃花扇》等长篇小说之外，现代作家创作的历史小说大多为中短篇，有些还是速描性质的“极短篇”，无论艺术成就还是文学地位都不高；就社会影响而言，甚至还不如隶属“旧文学”的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现代历史剧在新文学之初更是乏人问津，难怪吴我尊不无感叹地说：“余研究新派剧八年，所演者非泰西之传记小说，即中国之时事剧，终以未能一演历史上事迹以表彰中国古英雄侠义为憾”。[8] 现代历史剧的繁兴，是在20世纪30年代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事。而纵观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学史，历史题材创作的高潮大概有三个时期：其一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兴盛；其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剧的繁兴，这两次高潮都与国家民族危亡、社会政治重大斗争（辛亥革命与国共两党的纷争）直接相关；其三则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历史小说与历史题材影视剧的热潮。只有最后这次出现在和平盛世年代的历史文学热潮，才体现出经久不息、前仆后继的繁兴特征，并全面展示了社会大众审美心理向传统的复归。而众所周知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进步论已不再是中国作家与文学中独占性的历史观念，尽管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