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其昌作《金文历朔疏证》时，于毛公鼎及大盂鼎、小盂鼎三器，因无历朔可证，故于年代次序问题，深思穷数昼夜，忘寝如狂，极感苦痛，欲置之厉、宣、幽三朝者，屡矣。最后始决从徐同柏、吴大澂、孙诒让及先师王先生之旧说，决定置于成、康之世。非贸然也，非无证也，今请缕缕述之：
一历谱之根本问题
鼎堂先生根本怀疑其昌所作之《历谱》，其言曰：
“近人吴其昌……于周初之历朔考定颇勤。初著《殷周之际年历推证》，据刘歆《三统历》，以谱出宗周自文王十三年至幽王十一年之历朔。继著《金文历朔疏证》，即以其所著之历谱，推步彝铭。浅识者颇惊其成绩之浩大，然夷考其实，实无一是处。
例以共王言，本有在位二十年、十年、二十五年、十二年说……吴氏《历谱》中所采者为十二年说。然存世有趞曹鼎第二器，其铭云：‘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按原文作，乃字之蚀文明甚。豆闭“寅”正作“”可证。故铭文实为“壬寅”，郭氏误释为“壬午”，疏矣。）龚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卢。’此‘龚王’，即‘共王’。由此器，可知共王有十五年。吴谱所采者为十二年说。有此一器，即可证其全谱之不能成立，更何能据其谱以事推步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