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心的“道之文”出自何处呢？这就过渡到第二大段。关键是以下的文字：“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这意思是说，唐虞时代的文章，文章开始兴盛起来。舜帝开始歌咏，其臣下伯益和后稷敢于提出意见，也显示了进言的勇气。到了夏代，事迹崇高伟大，各种工作都有秩序，受到歌颂，其功德更为显著。到了商周时代，文采胜过质地，其时的雅歌颂歌，影响所及，英辞华彩日新月异。周文王受难之时，所作的卦辞爻辞，光彩照耀，文辞含蓄，意义精深。加以周公的多才多艺，发扬文王的事业，作诗作颂，修饰各种文辞。孔子继承前圣，超越了他们，他熔铸了“六经”，一定要做到像奏乐般打钟而开始，击磬而结束，集其大成；他培养了美好的性情，组织了精美的词句；他的文章像铃声一样振动，千里响应；他的文章像珍品从讲席上流传下来，万代响应；他发扬天地的光辉，启发人民的聪明才智。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唐虞、舜帝、商周，特别是周公和孔子，写他们的事迹和文章，都是在说“道之文”。如果我们不用这么多的形容词，就其主要的贡献来说，周公讲“礼乐”，孔子讲“仁义”。那么这礼乐和仁义就是周孔人心的创造，这种创造是美的，就是“道之文”。也就是儒家的从礼到仁发展，不但有意义，而且有像“动植皆文”那样的美好和文采，这就是最高的“道之文”了。所以说到底，在刘勰看来，“道之文”，就是人心之文，就是礼、仁思想以及文辞序列之美丽。这是第二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