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德威尔教授的深刻论述中，我们发现了比康克林关于科学具有无所不包的适用性的信念更加广阔的东西，比罗素的理论更具有建设性。考德威尔对科学的理解与罗素接近，认为到目前为止科学还没有找到“使人类生活得更好的准则和途径”——即价值问题。罗素认为价值只是欲望，因此放弃了价值研究，而考德威尔聪明地诉诸宗教、伦理、美学、哲学，为人类提供“更加广泛的人的教育”。他明确地提出准则应当引导科学的使用，并指出科学的工具性价值是无用的，或者比无用更糟，除非能够用它们来为真正的内在价值服务。
人所需要的不只是科学，也不只是欲望的满足，而是用科学为经受了理想准则的考察净化和批判过的欲望服务。科学研究事物是什么和如何可能，但是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天文学，甚至心理学和社会学，加在一起都不能依靠其自身或用它们自己的方法揭示可以让人为之生和为之死的一个单一的理想。士兵用物理学和化学的方式死去，而不是为它们去死。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同样可以使用心理学。一名小政客和一名救世军少女可以使用同样的社会学。但是亚当斯小姐和戈培尔博士、政治家和宗教工作者，为之生和为之死的准则规范却不能从心理学或社会学中找到。一切准则当然都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事实，但是用来建立事实和原因的科学方法却不能决定哪一种理想是正确的，哪一种理想是错误的。只有诉诸统一包容的理性，亦即诉诸哲学及其对真、善、美、信仰准则的探索才能做到。［17］